生逢乱世 悬壶行医
邢子亨先生1907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镡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名耀久，字子亨（后以字代名），号一樵。父亲务农，却工于绘画雕塑，且略通医道。虽逢清末乱世，家庭经济拮据，仍重视教育。先生7岁在本村入蒙，自幼记忆力过人，悟性颇高，老师所授内容都能很快掌握，课余尚可熟读《论语》《孟子》，为先生后来研读古代医药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四年初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原因，无力升学，而年幼又不宜就业，故仍留本校就读。时任老师是本族叔翁，亦通医道，遂将医学典籍列入课程。先生耳濡目染，内熏外陶，逐渐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短短数年中，先生熟读《濒湖脉诀》《王叔和脉诀》《汤头歌诀》《陈修园医书》、《医宗金鉴》等典籍，随着医学知识的积累，对中医传统医学渐有所悟。15岁起，先生跟从本村开业行医的邢庭之医生学习临床医学知识，将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医术日进，医道志趣渐浓，由此确立了悬壶济世之志向。
1920年代是曲折的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当时的政府为协调中西医学并存、规范和发展传统医学开设了山西医学传习所，后改名山西医学专门学校，此校即为山西医科大学前身。邢子亨先生于1926年考入该校中医班，时年19岁。通过规范的学校学习，先生系统掌握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经典，由此开始了“崇轩岐尚仲景”理法之路。四年的专业学习转瞬即逝，毕业后，恰逢蒋阎冯大战，省城纷乱，生计难维，且因双亲年事已高，无人侍奉，遂决定回乡行医。于此期间，先生对病患无不细致入微并体恤有加，获益乡亲无不称道。于先生20余岁时，被推选为村长，是乡亲们对先生敦厚为人和精湛医术之褒奖。
1937年“七七”事变暴发，日寇铁蹄践踏乡里，烧杀劫掠，民生涂炭，先生家乡亦无幸免，彼时不但柴米难支，性命亦难保无虞，又逢双亲相继去世，先生遂重返太原。
不久太原亦沦陷，同学故友多已失散，先生生计艰难维持。某日，一位穷困乡友，有孩子十余岁，患病日久，百治无效，遂请先生前往施治。先生详诊后，叮嘱他服药数剂，病即痊愈。患者家人及亲友大喜，奔走相告，传扬美名，先生遂医名远播，患者如织。当时，太原市上肖墙百万恒药铺一店员为某病家女婿，见先生乃杏林高手，就介绍先生坐堂于该药铺。由于先生行诊有方，医术高明，且为人诚笃谦和、不贪非利，故不仅与店方相处和谐，患者亦视之再世华佗，慕名求诊者日渐增加，药铺生意日渐兴隆。然而时局混乱，求诊病患生活困苦，先生耳闻目睹，感同身受，遂渐渐立下淡泊名利，救死扶伤之理想。先生声名更远，求诊者众。
但是好景不长，百万恒药铺铺面被日寇抢占，药铺只得搬迁，先生再次陷入漂泊。此时，先生能医人体之疾，难治国家之乱，无奈感慨颇多。此困顿经历，更加激起先生济民解困的热情。在朋友的帮助下，借资数百元买下了太原市红市街体信堂药铺，应诊卖药。随其临床经验不断丰富，先生医术更为精湛，且常怀助民之心，前来求诊者盈门，日不得暇，生计亦见好转。
然时过不久，解放省城的战役打响，城内阎匪专断，令民众恐慌日盛，工商凋敝，粮价飞涨，先生亦难以度日。无奈之下，于1948年春携妻挈子避难异地，药铺资财尽失，靠几位亲友资助，在北平悬壶行医。因此，建国后在北京等地之中医界，先生亦有所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社会秩序井然，居民安定，工商乐业，虽百废待兴，却有欣欣向荣之气象。先生多年身处战乱，四处漂泊，期盼国泰民安已久，此时更心系家乡，难离故土，遂于1951年携全家重返太原。于红市街住所开诊行医，济世救人。一为维持生计，同时也救济群众，解除病痛。时间不久，前来来就诊者便络绎不绝。
1954年，政府号召成立联合诊所，子亨先生欣然参加太原市私立国医第一联合诊所，共建诊所。第一联合诊所从无到有，先生都尽心竭力，召集四方同道，联合诊所始组建完成，开诊行医。在当时艰苦条件下，承担起了为附近群众救死扶伤之重任。
始建科室 发扬中医
然而，自1920年后，西医传入中国并且逐渐广泛开展。同时，中医师水平良莠不齐，差距甚大。中西医学之对立日渐严重。中医被称为旧医，甚至有人认为是封建医，对传统中医学加以不恰当的贬抑。各地医院亦是以西医为主，几无中医科。直至1954年，毛主席发出来“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的指示。卫生部成立中医司，各地亦成立中医局。中西医之间相互对立之关系得以扭转，各地医院始筹建中医科。在此大背景下，即1956年，在中医学会的举荐下，先生与同为名医的陈瑞丰先生共同创建了山医大二院中医科，并且聚集了一批散落于各处的名医妙手，共同开展医院的中医诊疗工作。
在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下，创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然而，在一所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院内，开展传统中医学的医疗工作，仍然困难重重。首先是学术思想的差异，广大西医师排斥中医学的观念尚未完全根除。其二是传统习惯的作用，难以接受中西医结合之方法。1958年起，先生担任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同时任主任的陈瑞丰先生一道，主持开设中医门诊，组织在全院西医病房开展中西医共同查房。凡有疑难病例者，中西医共同会诊。同时在广大西医师中开展中医学教育。至1959年，中西医之间的磨合逐渐深入，中西医结合较前略有改观。中医科开创初期，由于成员均为名医大家，门诊患者应接不暇。社会影响力亦十分广泛，可以说是当时我省中医事业的最中心所在。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医师因各种原因，相继离开。时至1964年，中医科成员仅7人。这7人可以为中医科最初之规模。
随着中医科工作渐上正规，遂有余力深耕细作。即1964年前后，医院中医科分成内、外科专业。先生和陈瑞丰先生专于内科，顾兆农先生主攻外科。三位老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常年忙碌于各科病房。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实践，疗效显著，得益于老先生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临床实力，传统中医学受质疑，受冷落的状况得到极大改观。至此，各科室疑难危重病人都要邀请中医师会诊协商。此转变过程回忆起来，亦是相当艰难。
1967年，邢子亨先生始担任医院中医科主任，承担起医院中医事业发展壮大之重任。期间，先生组织中医门诊、会诊、查房等日常工作外，还积极执行国家政策精神，举办中医学习班，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等，并通过带徒弟等方式，积极为医院和社会培养中医人才。其中，西学中班共办有5期，后来的科副主任麻瑞林便是当时“西学中”班的成员。1960年代中期，中医科学徒已达6、7人，其中不少人都成为各个医院的骨干。至1980年代，更增加至近10人，很多今天的名医正是从那时踏入了医学殿堂。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全国上下都处在文革的混乱无序之中，科教文卫战线更是饱受冲击，很多工作都趋于停顿。这种局面下，先生深感无回天之力，只能以为人民服务、发展中医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尽力维持中医科的正常工作秩序。十多年间，门诊、会诊、教学工作未有停顿。但是从客观讲，一些方面工作还是难以为继的。故在此期间，先生专注于毕生中医学经验的总结和整理，后来出版的《邢子亨医案》中的大半病例正是收集于此期间。如1976年，一王姓患者，被诊断为机型黄疸型肝炎，前来求诊，先生予汤药七八剂，诸症皆除，两周后化验归于正常。又如1975年，朱姓患者以肝硬化来诊，经先生两月余治疗，腹水全消功能恢复正常；1972年，患者赵某诊断机型白血病，先生施治半年，病情缓解，追访两年，未再复发。类似疑难病例集有百余例，后收集成册，公开出版，以飨后学，为中医学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至1977年，全国的局面已大有好转。先生开始思索进一步发展中医事业之路。遂开创了医院的中医科病房，开设床位15张。人员也有所增加。中医科成为全院规模较大的科室。此举在以西医为主的医院中，显得颇为不易。在当时的全省各大西医医院中，也是前列。中医科病房，收治了不少肾炎、肾病综合征、风湿病、消化系统疾病、肝炎、早期白血病等当时西医颇为棘手的病人，以中医药治疗为主，辅以少量西药，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展示出传统中医学在一些疾病领域的独到之处。
1978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给中医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先生此时已是70岁高龄，却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先生的主持下，医院中医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针灸科并入中医科。中医科人员扩大至十余人。至1982年，随着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校等一批学生分配到科室，中医科队伍达到了20余人，成为了医院主要科室之一。医疗方面，一批疑难杂症获得突破，乙肝成功获得转阴，早期白血病治愈、类风湿缓解、胆结石消融、再障得到纠正。科研方面，先生撰写论文百余篇，发表于全国性医学杂志和海外医学杂志上，“中医理论溯源”一文，荣获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国际优秀成果奖。以《邢子亨医案》为代表的一批著作也相继完成。教学方面，中医科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学习，还承担着当时卫生系中医本科班的教学任务。并参与我省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答辩、论文审定工作。在先生的主持下，医院中医科的社会影响空前。在1984年创刊的我省中医学权威杂志《山西中医》的编委中，医院中医科占据半数。一个综合医院的中医科能占据近半数评审、编委，足以与中医院一争高下，可见当时实力之强大。邢老先生也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多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并被省卫生厅确认为山西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入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在省内，担任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山西中医》杂志特聘先生为编委、顾问。
1985年，根据国家欧洲杯买球官网：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安排的精神，邢老转任中医科主任顾问。退居二线，仍积极支持年轻一代的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都坚持出专家门诊，为晚辈出谋献策，学术指导。后来黄万义、麻瑞林主任评价老先生，科班出身，不浮夸，学问高，理论好，医德高尚。
研读经典 传承国医
先生一生治学力求周密严谨、持之以恒。自幼年时期，便养成了宵寝晨兴之习惯，直至花甲之年，从无懈怠。据先生后人回忆：先生每天5点晨起读书，日日坚持，即便战火纷飞、时局困顿、生计无着，或是经营药铺、生意繁忙，都从无间断。直至1980年代先生医道有所建树，始改为著书立说，以飨后世。先生治学严谨，曾教育后学：“学医必须精深，不可荡于半瓶，医事别于他业，临证如临大敌，只能取胜，不能失败，虽遇小病亦当谨慎，切勿疏忽以致病家遗误”。先生重于古代医学经典，开卷于《皇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继之于《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等，中医典籍无不深入字句，精读其义，尽察其要，由此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先生治学，虽崇岐黄尚仲景，又倡不拘不泥，坚持熟读典籍，却不限于词条。先生常说：“读书读到无字句，方为精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教育后学：“医事之难，甚于他学，仅有书本知识而无实践，只能漫谈空理，不能收到实效，中医理论，往往无穷，谈之容易，行之者难，非实践难以达真知，无理论不能实践，二者融为一体，始可以言之成理，行之有效”。故先生总是把经典与自己的临床领悟结合在一起，文有所解，理有所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先生传世之著作《中医基础学》《金贵要略通释》《伤寒论浅解》中可见一斑。中医学源远流长，诸家学说各有所长，故先生强调“治学不专一家，力求医学真传”，“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对诸家学说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先生一生治学勤奋，亦见于先生随手笔记之中，每每读到要义，即铺笔纸，随手记录，以备后察。仅仅现存之手记，亦逾百万文字，成为了一笔“价值连城”的医学财富。
先生虽天资聪慧，治学勤奋，仍年逾7旬之时始能将中医学经典古籍烂熟于心，取其要义，运用自如，更结合数十年临床心得，参古合今，自成一体。遂开始总结归纳，整理成书，逾80岁时方才完成。著有《中医基础学》《中医常用药物集药》《中医常用方剂选解》《中医临床辑要》《伤寒论浅解》《金贵要略通释》《一樵医话》《邢子亨医案》《临床医学讲稿》《邢氏方剂学》等等。洋洋洒洒，亦逾百万余字。前后耗时十余年，方才完成。其中，《邢子亨医案》一书，列病58种，举例168例，内容丰富，义理明晰，通常达变，开人思路，虽刊印万余册，数月内即销售一空，深受后学欢迎。
先生的一系列著作较为详细的阐述了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是治学不专一家，力求医学真传。先生认为中医书籍除《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之外，很少有无暇之书，因此毕生治学总以经典为纲，融汇诸家学说，对诸家学说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以理论指导实践，用时间检验理论，务求使医学成为活人之工具。先生崇尚仲景之学，认为《伤寒论》是继往开来之巨著，是《内经》之后第一经籍，开辟了医学前进之道路，阐扬了《内经》学说之奥义。《伤寒论》以六经病辩证机理，发挥了人身气化学说之微义，与《内经》相互辉映，说明六气、六经于人体脏腑内外、表里与天地万物、气象、时间、正邪以及病机之愈死、转变等有密切之关系，且列有各经病之辩脉、辩证、治法。《金匮要略》又以脏腑经络气血环贯之机理，阐明了气化是主宰生命之要素，发挥了形气相感而化生的要义。每篇所列病脉证治，皆互有影响、相互关联、触类旁通之深义。明此，则人体气化、出入升降、表里循环自成生化小宇的道理可知。生理生化之机明澈，则病理变化之理自晓。明乎生理、病理，则诊断、治则自易掌握。再明澈药性，则仲师制方之精义可以扼其要领，治病大法不出其规。病情千变万化，辩治可以不惑。故仲师谓：“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二是辩证立法贯通，处方遣药灵活。先生常谓后学：“辩证时要从六淫辩、从八纲辩、从六经辩、从卫气营血三焦辩、从脏腑经络气血辩。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务必明其所以求得所因，凝神静气，诊察入微，病邪自无遁情矣。论病处方，理法贯通，方不离法，药必对症。随病处方，随证用药，不泥古法，不拘一格。不搞一病一方一证一药之惯例，不随意附和他人，必求于临床确有卓效。不标新立异，虽人人称羡风行一时之方，而与理法不合亦不取用。制方之谨，师前圣“参天地赞化育”之精义。一笺处方，病因、病理病位、症状一览即明，有主有次，恰合病情。若病理相同，病情有异者则立方不复，用药因人因症而有别。尝曰：“一笺处方即一篇论文也。”脉络相通不能脱节，徒治标而不抓主因主症，药与方不能有机联系，则系有药无方，而成广络原野、迭床架层之弊；若只治本二不兼清表症，墨守成方而不能化裁，虽有方而无对症之药，则是有方无药，难收速效，此属处方之弊。治病必须构思周到，诊察入微，制方严密，用药贴切，方可收效卓著。
三是以平为期，不妄攻伐。先生用药宗旨以平为期，中病即止，不使过之，更不妄攻伐，乙方诛伐失当而致人夭伤。攻伐之药虽可祛邪，亦能伤正，用之失当，祸不旋踵。《素问五常政大论》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药物可以治病，但不可恃以补养，纵是补养之品，亦不可常服。常服则“久而增气”，气增久则是致夭之由。大要曰：“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故治病之用药，以适其至所为故也。纵性味平和之药，过量亦有偏阴偏阳、偏温偏凉之弊。重视燮理阴阳之义，善于调理偏阴偏阳之病，罕用大寒大热、大补大泻、大毒攻邪之药。方药平稳，却寓调整生理、祛除病邪之奇效。特别对脏器虚衰、病情复杂之病能收意外之效，更能探本穷源掌握病机，不犯攻伐失当之过。如胸痹，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等供血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疾病，求其致病之源，调其脏气相互制化之机，使心脏之机能恢复，供血之来源充足，心脏之疾患自愈。
四是症治方药贴切，处方应变恰当。先生晚年以来自拟处方，以饴后人。如先生自拟之“养心汤”，除治疗冠心病外，还可治心脏各疾。如加防风、苍术、茯苓皮、生薏米等，可治疗心源性水肿；加苏子、莱菔子、紫菀、冬花等药可治肺心病咳喘；加天竺黄、胆南星、莲子心、连翘心、栀子等药可治疗心动过速……随症加减之法不能一一枚举，列此可见一斑矣。轻灵用药之匠心可以启迪后学，培补脏器功能之要义可以挽救危疾。先生自拟处方，理发严谨，师古而不泥，不标新立异而又独特之见解。又如自制“葛根解肌汤”，方药所及实为银翘散之化裁，单功效优于古方。临床数十年，每遇外感发热用此方均疗效显著。
自西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传统中医学虽守护国人健康数千年，仍饱受质疑。先生认为，传统中医学之所以存疑，盖因人们对中医学来龙去脉未详，中医界人士又少以科学思想阐述之。遂致力于传统中医学的科学探究。先生于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发表了《中医理论溯源》一文，获国际优秀成果奖。文中阐明：中医学相传自炎帝时期就有从事研究药物的事迹，同西方医学一样，药物均源于自然万物，古人不能将药材之化学成分微察，乃以尝草木之气味辨其性能，凡属味甘气平宜于食用者称为谷类，以为民食；其他酸苦辛咸味厚气烈者，辨其味性功能，假之以调人身之气化，称为药品，如气味粘涩沾舌，其性过烈者，必有毒性，不宜食用，称为毒品。后人遵其义，著为《神农本草经》。至春秋战国即深研医理，探索人体生命活动之机理。同早期西方医学，古人从人体的生长壮老已，以及其机能活动一一探索，进而深研何以生病与治病方法，更从生理之常则和病理之变易上观察其不同之现象明，辨别其内外相关机理，定为诊察法则，从此生理、病理、诊断、治则之纲立，后人述为《皇帝内经》，此为中国医学之开端。西人剖开机体以察其详，以化学方法分析其成分，古人则从“天、地、人”三才之道推测之，将人体之成分归于五行气血之类。皆为唯物主义观点。中医先贤认为，有天地而后有物类，《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太虚寥廓，肇始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阴阳离合论》谓：“天覆地载，万物方生。”太虚之大气运转不息，大地随大气而运转，形成生化之基元；天地之间方位不同，气化有异，可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位，五位之气相互交流称为五行，五行之气虽交流运化，而守位之气有异，形成了类聚群分的方隅景象。人禀天地精英之气独厚，为万物之灵，有参天地，应阴阳之特殊组织，古人谓人身小天地，为物类之拔萃者，故人与天地并称三才。人才包括一切物类而言，非独指人也；三才之气相荡，天气之中有地气与物类之气，地气之中亦有天气与物类之气。人气之中已有天气与地气，人体上者应天，下者应地，中者应人，生化之机各有功能，道虽一贯，用则不同。古人根据此种认识，探索人体机能与天地之气相结合，以三才之道为探讨生理之要领。病理是生理的反常，凡是生理失常的现象都属于病理，因此研究病理必先明澈生理，进而探索生理失常的原因。凡求病因，可总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内因以息怒游戏悲恐惊七情为主，外因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为主，六淫本是六元，不正则成淫邪。皆为可察之因。虽不似西医化验拍片之直观，亦可通过望闻问切探之。就诊断而言，西医学讲视触叩听，摄片化验，以详病体结构及成分变化。中医诊断亦是根据有诸内必行诸外的原理，观察其外以察其内，视其表以辨其里，审其近以知其远，见其微以推其著之理，取望闻问切之法，观五脏之色，听内部精气虚实盛衰之五音，问自觉之病情与平素习惯，号血液循环之动波，知营卫气血之变化。此四诊之法，可内调脏腑，预决死生，为中医诊断之奥妙。由此可知，中、西医学虽道法不同，却同基于诊察疾病的客观症候而施治。如此认识中医理论，或可解世人之疑，助大众习中医之道。
著成医案 以飨后人
先生从医，不仅沿袭古人，还致力于发展中医学理论。多发疾病随时代变迁，治法治则亦应不断探索。先生先后就各种血液病、恶性肿瘤、急慢性肝炎、肾炎、糖尿病等多发疑难诸疾予以探究，均取得奇效。
1975年，患者赵某，因“发现口干，脾肿大”经骨髓象检查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先生诊察后认为，中医虽无白血病之病名，但在温病中往往发生类似症状。现代检查白血病主要以血细胞的异常变化为依据，中医谓治病必求其本，求血细胞变化之因乃治愈之道。人体生化是维持生命之基础，生化机息，生命决绝。白血病生化技能已失常，急当调整生化之机能。故当驱邪以安正，或安正以祛邪，务使机体生化之机能正常。就急性白血病而言，首当清热解毒，保持气血营卫抗邪之力，在清热解毒之下，逐渐恢复机体抗力，以达到祛邪安正、扶正祛邪之目的。该患者经三次复诊，服药半年余，腹胀、淋巴结肿大、发热诸症皆缓解，门诊随访两年，病情平稳，未在复发。1975年12月，患者李某，骨髓象诊断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亦袭此法，经三诊，服药三月余，诸症皆消，门诊随访，未再复发。
1985年5月，患者高某确诊食道癌半年，因拒绝手术、放化疗来诊。先生认为食道癌之形成，肝胃不和实为主因。肝胃功能失调，外邪乘虚而入，邪气结留，阻碍气血营卫之流行，渐而组织异变，形成癌肿。探本之治，当以舒肝健胃为主，佐以驱邪之药，使正气日复，邪结日消，庶有可愈之机。遂予方药三剂，胃脘疼痛憋胀减轻。药物加减后再三剂，呕吐止并稍能进食。加驱邪之药又三剂，患者食欲增加。此后依方加减服30余剂，症状疾病消除。随访数年，病情未复发。1971年7月，患者韩某，确诊宫颈癌三期，先生亦依法施治，于4个月后停药，随诊8年，病未复发。
1973年3月，患者彭某，西医诊断急性黄疸型肝炎。就诊时病已四五日，大便白结，腹胀，不能食，小便赤黄。先生分析，腹胀不能食是中运不宣。小便黄赤、大便白结是湿热中阻，肝胆疏泄不利。脉诊滑数是邪热内结。拟舒干理脾、清利湿热之剂。予药二十余剂，食欲已好，大小便正常。肝功能化验亦恢复正常。1976年2月患者黄某、1976年8月患者刘某、1995年3月患者张某皆为该类典型之典型，依法用药，症候皆除。
1974年3月，患者高某，诊断糖尿病5年，尿急、失禁、消瘦、多汗右膝臃肿不能行走。先生以为：中医治疗糖尿病以调理生理功能为主，大体上是以滋真阴为治本，清肝、胃之火热或清肺火为治标。可以生地、熟地、天冬等以滋肾水；花粉、石斛等清肝胆之火；乌梅、桑螵蛸助肾之封藏；沙参、麦冬等清肺生津止渴。遂予方药并反复调整，至当年11月，症状消退，且停用胰岛素。该类患者多例，均取得切实疗效。
此外，尚有诸多疑难杂症，先生亦深入探究，经验体悟成书于《邢子亨医案》，公开发行。指导后世同时，更是当代中医理论之重要开拓。
邢老先生平生为人重德守孝，谦和敦厚，平易近人，诚信为本。早年，先生双亲无人侍奉，即使在省城学成毕业，仍返乡种田，照料双亲，直至双亲相继去世。返并行医之后，目睹病家生计困顿，经济难支，常常怀济世救民之心，义务施治，不取分文。时至先生晚年，早已声名远播、众人敬仰，仍平易近人。先生家中，求诊者不绝，每有来访，先生必以礼相迎，谦和相待。求诊者有高级领导、艺术名家，先生淡然处之，从容施治。求诊者有普通农民，衣衫褴褛，先生亦热情接诊，细致诊察，耐心解释。病家之于先生，无高低贵贱之分，仅轻重缓急之别。患者有感于先生医德，赠送的匾额锦旗，诊室四壁尚不能容。先生不仅施治救病，凡有上门求助者，均尽力相助。1980年代，一位拾荒者拾荒器具无处存放，偶然前来求助，器具破败不堪，又不甚干净，先生竟也欣然应允。拾荒者各种物品曾长期存放在先生柜橱之下，直至搬迁。先生教育家人、学生，以诚信为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位学生如今已成名医，评价先生：最与他人不同在于此，从不浮夸。因此更受后学敬仰。
后记
时光飞逝，先生逝去竟已十余载。十余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在医院的大力支持和一代又一代中医科主任的努力下，中医事业早已今非昔比，日臻成熟，但是先生在中医事业从无到有，开拓进取的过程中，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我们永难忘怀。
在先生家乡，即山西省定襄县镡村，老少乡亲对先生仍然感情深厚。立于村口的德教碑为先生的学生及附近乡亲所立，以寄托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之情。
（口腔科邢业兴医师根据爷爷生前自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