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2年生于河南巩县，年少家贫，少年辍学，后有幸学医，成为一名大学生，并成长为眼科学专业的教授，被眼科学界人尊称为前辈，深感欣慰。回想我的一生，可以说，始终奋斗在寻找光明的路上。年少时，为自己的前途寻找光明，成年后为眼疾患者寻找光明，为学科发展寻找光明。心之所向，上下求索，如今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实现自己为眼疾患者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夙愿，但一生所获，“平安与尊重”，足矣！

少年求学多坎坷

我出生在河南巩县的一个小山村，我家世代务农，一贫如洗，靠天吃饭，赖地穿衣，解放后被划分为贫农。年少时留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贫困。记得一年大旱，我还跟着父辈出门讨过饭。我在村小学毕业后，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里的两所中学，但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抗日战争时期，我慕名奔赴阎锡山在河南办的“失学失业青年学生招待所”，本来只想求口饭吃，不料竟因此踏上了求学之路，上了阎锡山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还穿上了国民党二战区总部的军装。战时民大校址临时设在了陕西韩城，民大半年，除了政治学习就是军训。离开民大后，我的同学有的去了青年干校、也有的上了师范，我进入校址临时设在山西隰县的进山中学学习了两年。

1944年我有幸考入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班，战时学校临时驻扎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接到了回省城的命令，同学们背上行李，东渡黄河，翻山越岭，一路步行到了临汾。但由于上党战役破坏了临汾通往太原的铁路，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说学校回迁省城的条件还不具备，又只好一路步行，原路返回了韩城县，借用城内后方医院的空房重新上课。1946年学校正式回迁太原侯家巷，同年9月，医学专修班升格为山西大学医学院。1948年受战事影响，在学生会的努力下，我们又离开太原到了北平阎锡山公馆继续学习，随后在无人居住的中南海临时开课学习1月有余，之后又转入张家口德王府。由于张家口不具备生活及学习条件，同学们又自发回到北平，住在东单苏州胡同。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活，校址不定，居无定所，课程上上停停，一路坎坷。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名师荟萃的文化古都北平，学校经常邀请当时的医学大家为我们上课，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进入实习阶段，我有幸经解放后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的赵英明介绍进入北平同仁医院眼科实习。同仁医院是教会医院，西式建筑风格，写病历全部用英文，学术氛围浓厚，医患关系融洽，这所医院的眼科当时在全国数一数二。自求学以来，我从未遇到如此好的专业环境，我非常珍惜在这里实习的宝贵时间，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更为庆幸的是，1949年10月1日，我还和同仁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那庄严、伟大的时刻。一年多的实习期，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工作，连北平的名胜古迹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从医求真苦钻研

1950年我正式从山西大学医学院6年制本科毕业，并分配到该院附属医院（今山医大二院）工作。为了充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我继续留在同仁医院进修学习。在此期间，我工作更加认真，学习更加刻苦。为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挑灯夜战，翻译完了一本厚厚的《希氏眼科学》。在一次眼科全体医生的研讨会上，我谈了自己对该书某一部分的阅读体会，受到了科主任张晓楼教授的夸赞，他对我的评价是“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教授的肯定，就是对我莫大的鼓舞，从此，我更加注重临床实践和学术钻研。在同仁医院组织的进修人员考试中我取得了业务考试和服务态度第一的好成绩，医院决定破格将我和成绩第二名的两位同志录取为医院正式编制的职工，并登记办理了北京户口。在同仁医院工作一年，我就被选为总住院医师，这在该院年轻医师中还没有先例。肩上的担子虽然更重了，但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了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的患者和科里稍微复杂一些的手术，能力素质提高的也更快了。

1952年，山西大学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向穆同志提出让我返回山西工作。在当时，北京和太原的差别，比现在太原和一个县城的反差还要大。但是，我想到了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是山西将自己从一个辍学少年培养成了一名医学生，进而有了正式的职业，我理应将自己的所学报效山西。因此，我告别了同仁医院的恩师和同事，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山西，立志要为山西眼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50年代初，医院对我们这些青年讲师非常照顾，在食堂专门为我们开设了一个小灶，甚至可以吃上过油肉现炒菜。我不能辜负医院对自己的厚望，只有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并在各方面都要求上进。每天早晨5点起床，看书学习，或写作翻译，从来不敢懈怠，这一习惯就是从那个时期养成的，一直延续到退休返聘工作结束。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每一分努力都得到了组织的肯定，1956年我光荣入党，组织还派我去省委党校参加了培训。

在全国“向科学进军”和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中，眼科与中医眼科组成科研小组，开展公益中医治疗色盲和针刺治疗眼疾的研究。我总结临床实践经验，于1959年和1960年在山西医学院学报上先后发表了《中医治疗色盲疗效观察》和《针刺睛明穴治疗视皮质盲》等4篇论文。这项研究为全科后来开展临床科研积累了一些经验。1964年，我和科室同志开展了鸡及兔板层角膜移植实验，及玻璃体移植治疗眼病、青光眼咬切术等新项目。

即使处于文革时期政治运动不断，人心浮躁的年代，我也努力沉下心来搞科研，忙得不易乐乎。1973年我与山西大学物理系的彭堃墀联系，合作攻关，研制了红宝石激光器，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彭堃墀老师后来在山西大学成立了光电研究所，担任所长，再后来当上了山大的校长。1974年我院建立了眼科实验室，分别开展了欧洲杯买球官网：白内障套出的研究，欧洲杯买球官网：同种、异种角膜移植的研究，及其它眼科新技术的研究。文革结束后，全国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医药书籍非常奇缺，我积累多年经验编著的《农村常用白内障手术》于197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山西医学院在全系统征集科研成果，应征者寥寥无几，尤其在临床科研方面，像样的成果几乎没有。我提交了论文《将公鸡角膜应用于临床进行异体角膜移植》，获1979年山西省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以上论著和研究主要是我在文革期间完成的。这得感谢我的妻子和岳母，是她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让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和科研当中。我的恩师，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教授对我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文革时期，大多数人都在混日子，你却能抓紧时机搞科研，不容易啊！”

进入80年代，二院眼科的各项工作纳入正规。我的兴趣和关注点还是放在科研方面。1983年与太原化工厂、太原光学仪器厂合作，成立角膜接触镜研制组，经山西省科委批准，先后获得8万元的科研经费。我们成功研制出了硬性及软性各种角膜接触镜，矫正了多例屈光不正眼疾，治愈了许多其它方法难以治愈的疾病。山西省科委和卫生厅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于1987年批准我们成立山医大二院隐形眼镜研究中心，又于1990年批准更名为山医大二院屈光矫治研究所，由我担任所长，该所初建时为独立单位。我的论文《角膜接触镜的研究应用》获1988年山西省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在此期间我还有幸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这是组织对我工作的一个巨大的鼓励与鞭策，激励着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眼科学的研究与诊疗工作中，为眼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一腔热血献眼科

我院眼科是山西省眼科学的发源地，50年代我到眼科工作的时候科主任由刘成同志担任。当时，科室还处于初创时期，仪器设备非常有限，开展的一些手术，虽然现在看来都是常规手术但在当时却很不容易。1959年刘成同志病故，由我接任科室主任直到1985年。在担任眼科主任的26年里，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方设法在科内开展新的手术，加强科研与学术交流，并努力推进临床教学工作，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在全科医护人员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下，我院眼科这一时期在省内同行中首屈一指，在国内同行中影响也较大。

50-60年代，国家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科室更是缺乏建设经费，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我非常焦急，就想方设法发动同志们自己动手制作小仪器。记得我曾开动脑筋用铁皮自制了一个显微镜，应用到临床，同事们觉得还挺实用，就相继自己动手做了好多个简易显微镜，至今，我的一些同事家里还保存着这种我们当初自创自制的显微镜。

1966年文革暴发，二院职工分成了“经风雨”和“红联站”两派，刚开始，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开会、学文件。后来，医科大停止招生，在校大学生停课闹革命，不时传来学生批斗老师的事情。接着开始陆续有人张贴科主任和大专家的大字报，医院秩序陷入混乱。院内许多同志虽然还在努力开展正常的临床工作，但都已无法专心科研。我很幸运，由于出身于贫农，不但没有受到政治上的牵连，而且还被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无心搞政治运动，只想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搞点科研，努力做点对科室发展、对眼疾病人有意义的事情。

为了多项眼科新技术的开展，需要一些动物做实验。可我们没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一切都得靠自己解决。那时二院的病房还是平房。在病房最后面的西北角是太平房，太平房旁边有一间废弃多年的厕所。我动员科室同志一起将这间厕所整理了一下，就当了我们的动物实验室。房子有了，可是动物从哪里来呢？正巧当时我们眼科有个在外贸工作的病人，他听说我们在这乱哄哄的年代还要搞科研，很受感动，于是就自告奋勇说他能帮我们搞到一些兔子。就这样，我和科里的张克瑞同志兴冲冲地去了趟外贸，拿回了十几只兔子。另外，我们还自掏腰包从郊区农民那里买了些鸡和一只羊。我们的动物实验室就这样启用了！我和科里的同志们摇身一变，成了业余饲养员，一起轮流喂养这些动物。饲养员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又脏又臭不说，有时候由于实验需要，大晚上还要跑过去看一看。但就是这些动物为我们科后来开展的异体角膜移植术等新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想来还倍感欣慰。

1968年至1970年，眼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一度合并为五官科，由我担任科主任。当时我能担任科主任大概是出身的原因吧。其实，跟我一样对工作认真负责，且更加年富力强的同志当时在我院还大有人在。但既然组织任命了，我就只有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尽自己所能为科室的发展掌好舵。

1970年至1971年间我科与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合作成立治盲组开展了新针疗法和治盲的临床研究。我和科室同志虚心学习中医理论和针灸技术，很快便能上手给病人扎针了，尤其是一些年轻同志学得更快，上手更熟练。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逐步总结出若干个穴位对治疗有效果，我想，如果假以时日，可能会总结出真正的成果。部队来的几位同志都是年轻人，热情很高，学技术很快，但他们急于求成，在项目研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在媒体上宣传出去了，很快，全国大报和电视台都播出了我们的事迹。我虽然反对这样做，但在那样的年代，又不便于执意制止他们的行动。于是，很快，在二院和临近二院的五一路上，到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拄着拐杖的盲人，眼科病房的床位也一下子扩到了70余张，还特意为农村来的盲人准备了大通铺。我这才觉得事情弄大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盲人们一个又一个沮丧地踏上了返乡的征程。部队的同志离开后，治盲组的活动就停止了。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这个地方的哑巴喊出了“毛主席万岁！”，那个地方的聋子听见了“东方红”的歌曲声，这都是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之后，经过又红又专的医务人员刻苦攻关取得的人间奇迹。没想到我和我的同志们在不经意间竟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期盼让盲人重见光明，然而，实践证明：自然规律终究是无法打破的。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心急吃不上热豆腐。

为了保障科室发展的可持续性，我积极支持科室年青教师走出去，参加进修学习，“回炉”学习及脱产学习。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全省眼科的医疗水平，我们不等不靠，主动承担起了全省眼科学龙头科室的历史责任，积极主动地承办眼科理论培训班。在这方面，我科有着优良的传统。早在1953年，刘成同志担任科主任时，就带领科室同志牵头举办了两期防治沙眼训练班。1954年至1958年，又先后举办了为期一年的眼科进修班，我都参与了教学和培训工作。在我担任科主任之后，接住刘成主任传下来的接力棒，继续将此项工作向前推进。1983年我和科室同志经过辛苦筹备，成功举办了华北三省第一期眼科理论学习班，历时两个月，授课262学时，培训学员45名，其中山西省18名，河北省13名，内蒙古自治区14名。1984年，我们又主办了全省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护士学习班，学制一年，采取半日上课，半日实习的授课方式，共授课900学时，培养学员20名。在我科举办的学习班上，除了我们自己科室的同志给学员上课外，我还特意邀请了来自北京及外省眼科学界的名医名师，深受学员们欢迎。1985年，我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同时改任主任顾问，不再抓科室的主要和具体工作。李国琴同志在接任科主任后，也一直保留着这一优良传统，组织科室在1986及1987年先后举办了两期眼科进修班，共培养医务人员10名。1990年我担任了世界眼科基金会中国分会山西培训基地及国际白内障人工晶体中心山西分会主任后，积极活动，在科室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于1991年成功举办了全省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及玻璃体切除人工晶体植入术学习班，为各地医院培养专业骨干20名。同年及次年，我们又先后举办了两期隐形眼镜学习班，其中，第一期为本省学习班，培训学员15名，第二期为全国学习班，培训学员20名。

1992年3月，我正式退休，但即使退休了，我还是依然关心着科室的工作。记得在我70多岁，满头白发的时候，还为了一项新技术的引进，自告奋勇先行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学习。当我拿着饭盒在该院职工食堂打饭吃的时候，看着满堂都比自己年轻的同志，我不禁感慨万千。时光易逝，转眼已已步入老年，面对不能倒流的时光，我唯有抓紧时间，才能再为自己钟爱的科室和患者发一分光，尽一份力了！

仁爱之心对患者

我出身于贫苦人家，从小受过苦，所以对病人，不管其什么身份，都会尽心尽力为其服务，这一理念贯穿我的一生。人常说，“医者，父母心”从医一生，才明白其中的深意。的确，在我的眼里，患者就是自己的孩子，甚至比自己的孩子还令人牵挂，因为他们都处于病痛之中，他们是那样全身心地需要着你。有一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直到后期返聘不再管住院病人为止。除非出差、患病等特殊情况，我除了晨间查房外，每天晚上吃过饭后都要到病房去看望病人，查查他们的伤口，问问他们病情，嘱咐他们应该注意的事项。每天只有见到患者，知道每一个病患的情况，看到他们安好，或需要进一步救治，我的心才能安放，夜晚才能顺利入眠。

在我担任眼科主任的日子里，科室的年轻同志许多，家庭负担很重，而且家住在院外。我就主动承担起了年三十值班的任务。记得有许多个除夕的晚上我都是和患者一起过的。固然，除夕之夜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回忆起与患者共同渡的那些除夕之夜，医患携手共同面对疾病，共同期望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幸福，那又何尝不是人生中一种温馨而又感动的时刻呢？农村的患者没有粮票，我和科室同志就把自己家的粮票节约下来，给他们用，还从自己家里找来锅，让他们做点吃的。

我相信患者都是有良心的，即使他们偶尔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愿意相信他一定有着自己的苦衷。在临床工作中，我愿意为了病人，去挑战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但在60年多年的从医经历中，我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困窘。记忆中，我所挑战的高难度术式有异种角膜移植术、人工晶体置换术，球内异物取出术、开前颅蝶鞍肿瘤清除术等。但很幸运，我并没有遭遇由于患者的不理解和不配合而导致的纠纷。

有一位家住省军区的小姑娘，得了严重的角膜炎，眼压很高，角膜溃疡长期不愈，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医两次，那里的大夫建议他到二院来找我，他告诉患者“您的身边就有一位从我们同仁医院出去的王鸣琴主任，他一定能想方设法治好你的病。”我不能辜负同行和患者对我的信任与期望，于是经反复论证，大胆尝试用异体角膜移植术医治患者，我成功用5-6个鱼的角膜为患者实施手术，术后不久，患者的视力就恢复了，痛苦也没有了，一家人非常感动，之后，他们常常来科室看望我和科室同志们，成了我们长久的朋友。

我所遇到的最大的尴尬，就是偶尔会有疾病治愈后逃费的患者，可是我相信，如果有钱治病，他们一定不会那样做。记得有一位小患者，父亲带着他大老远地从东北赶来求助我看病，孩子的眼球水平震颤多年，视力极差，无法正常生活。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精心准备，成功为他做了眼球震颤定位术，眼看着术后孩子的眼睛日益恢复正常，我和全科同志都非常高兴。可是，颇富戏剧性的是，就在孩子逐渐恢复，即将出院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连夜离去，不辞而别，逃避了住院费用。同志们非常气愤，觉得他们好没良心。可是，我想，他们一定是有着难言的苦衷，否则一定不愿意这样做。后来，我就用自己的科研经费为他们垫付了医药费。毕竟，我做科研工作，是可以想方设法地节约经费的。我来自农村，受过苦，深知贫穷带给人的窘迫，因此，在临床中，我多次以自己的科研经费为患者垫付治疗费用。

我认为，一个医生，当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因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为患者服务一生。我很幸运，在退休后依然没有离开工作岗位，被医院返聘出门诊，且一干就是20年。但是，我也觉得很遗憾，90岁以后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阿尔茨海默病开始侵扰我的生活，我已无法胜任工作岗位。在病发的时候，我总觉得在门诊有焦急的病患在等着自己。党委办公室的曹桂芳同志和老干部科的赵素鱼同志曾经在大晚上9点多看到我焦急地往眼科赶，要去出门诊，她们好心把发病的我送回了家中。没想到，从医一生，如今我也成了一位需要帮助的病患，终于失去了为病患解除痛苦的能力。

倾心教学育后辈

作为山西医科大学临床附属医院的一名教师，我始终不忘自己传承医学，培育后人的重任，尽自己所能为我省、乃至我国眼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0年代临床教学强调教案编写的规范化和教学的形象化，教研组分工修改讲义、编写实习指导手册，我积极参与了这些工作。

1960年开始，我任教研室主任。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近20年的时间里，教学改革起伏不定，多次调整教学组织、教学大纲、教学方式、教学时数和教材编写等，我都积极参与其中。

1980年，我去庐山参加了编审全国高等院校教材《眼科学》，并有幸担任编委。回到科室后，我和科室同志们运用该统一教材实施临床教学，并采用投影、幻灯、录像等电教化教学手段，逐步提高了临床教学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案中一部分录像是我与科室同志独立自主拍摄制作的，在临床教学中深受同学们欢迎。我先后编写了《眼科解剖讲义》、《角膜接触镜》、《眼的临床屈光学》等多册单行本，均用于临床教学。

眼科是山西医学院获得硕士研究生授权的首批学科之一。1987年至1991年，我先后培养了硕士研究生5名。我将自己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同时，还竭尽所能，联系国内眼科界的前辈和权威与他们相识。我曾请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教授和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李风鸣教授来二院讲学、指导，此间，特意将我的研究生介绍给两位专家。我还鼓励学生借外出学习的机会，主动接触眼科学界的名医名师，并积极帮助引荐，让他们从大师身上学到东西。

我有一个习惯，随身携带笔记本，遇到什么前沿的学术观点，或有价值的专业资料就及时记录，并记录心得，我常常把自己的学习笔记与科室的年轻同志分享。如今，早已进入网络时代，年轻人可以在网上获得大量的信息与知识，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做读书笔记是必不可少的，科室的年轻同志也还依然很愉快地与我分享自己的所学，深感欣慰。

时光易逝，岁月如梭。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回想自己漫长的求学和从医经历，深感要感谢的人和地方很多。但是，最想感谢的还是山医大二院眼科。在这里，我倾情奉献60余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衷心祝愿二院眼科前途光明，兴旺发达；愿科室的年轻同志奋发有为，不辱使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