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如梦，岁月如歌，不知不觉间，八十余年的光阴已悄然逝去。回首我清晰的峥嵘岁月，可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少年磨难成就学医之志
我出身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这是十年动乱时，组织上给我定的出身）；唉，用后来革命的话讲属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不过，现今各地电视台常年播讲的养生节目，常食“黑五类”可长寿，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若追根溯源，看老族谱祖籍应该在陕西省，但祖辈从陕西迁移到山西临汾，或许从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开始定居在山西省忻州大檀村。我六岁开始上学，就读于大檀村西庙的一个“私塾”学堂，教书的是王怀文先生，真有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教艺，虽然初学的内容基本是四书五经之类，但先生仍坚持每周全校考试。时日学生不多，同龄学生中，还有二叔马作辑（山西大学中文系）、学霸赵国英（山西省法院），全校一个先生教全部学生，每周考试后发榜公布，除我得过一次全校第一名外，其余次次都是赵国英第一名。严师出高徒，通过数年的小学学习，我等学子不仅古文、古训能熟吟成诵，而且数学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毕业时参加全镇汇考，我获得甲等生的奖励。
1935年考入山西省忻州县高级中学。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处处遭受战乱，再无法继续学业，只好回乡。一天，玩耍时，同伴用一大块石头误伤到我的左眼，马上看不见（后来在医院每年的健康体检时，都诊断是陈旧性黄斑病变），当时母亲焦急万分，觉得眼睛看不见，这要瞎了咋办？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祖母不慌不忙地说，没事，本家的淑田奶奶能看所有的病。母亲赶紧领我奔到淑田奶奶家，当时她暂住在城里儿子的家里（记得，他儿子很有出息，住的地方很大、很安全）。淑田奶奶看看我的眼睛，又摸摸头和肚子，说，“不碍事，吃吃我开的药就好了”。回到家，母亲把淑田奶奶开出的一大把草药研成末让我一口服下，数小时后立马昏迷，母亲心急如焚、欲哭无泪，命大的我还是由祖母使出浑身解数用土办法救活了过来。随着时日变迁，在缺医少药的战乱中我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独苗，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未成年时，或得急病、结核，或吃错药相继死掉了。可见，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更没有医学知识，人命危浅啊。
渐渐日本人在太原开了学校、医院，但老百姓都不敢去日本人的医院看病，听说会治死人的。1940年，有段时间，母亲总是咳嗽、间断性呼吸困难，乡医或看不了，或逃往外地。事出无奈，我和母亲来到太原日本人开的一家医院，挂号看病。一位叫滨口的医生检查后对我说，母亲气管里长了良性肿瘤，堵住气道呼吸困难，需要手术治疗，不过手术很简单。谁知在用镜子取肿物时，引起母亲窒息性休克，看到大夫和护士们紧张地进进出出手术室，我顿觉母亲状况凶多吉少，年少无知的我大惊失色顺即跪在地上不住地祈求上苍保我母亲平安无事。气管切开、人工呼吸等抢救方法，使母亲活过来了，万幸啊万幸。然而一波三折，抢救母亲气管切开部位伤口严重感染，当时没有青霉素等抗感染药，而且所谓输液就是用大针头插入腹股沟部位皮下组织将液体灌进去，再用热敷办法让药物吸收。这治疗的办法虽然让我看着提心吊胆，但绝处逢生。
感染控制住了，病也治好了，人也活过来了，虽然母亲在随后的余生里一直是喉部开放气管套管，说话声音小到只能熟悉她的人听清，然而九死一生，母亲的坚强和恒忍，医学的性命所托，使得生命待她不薄，一直到高寿。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喉部手术后，也是一直这样带管生活，可见医学就是健康所系、性命所托。母亲这次就医，是我第一次接触西医。从此我就醉心于医学，并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倾然间成为我的青云之志。
怀揣梦想成为一名医者
由于战乱和荒年，沿着“走西口”的路，1942年，我到了内蒙古丰镇，在祖父的祖父马继昌开创、发展，在祖父马国宝手里壮大的“天宝昌湿面铺”当学徒学做生意。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其中“忻州人在丰镇”算作其中较为艰辛凄苦的故事之一。历经二、三百年的“走西口”移民大潮，仅在民国年间，就约有四万多忻州籍人来到内蒙古求生，其中约六千人落脚在地处山西大同北四十多公里的内蒙古丰镇。走西口之路，从忻州出发经代州出雁门关到大同就分成两路，一路经新平口向张家口以及更远的经棚、海拉尔；另一路经得胜口到丰镇、集宁和归绥。清末民初，内蒙古丰镇的忻州籍商人从业涵盖钱、粮、油碾、米面加工等，当时人称丰镇“小忻州”，忻州人在丰镇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天宝昌湿面铺”在祖父马国宝接手时一直延续生意兴隆，日本人入侵丰镇后逐渐走下坡路，到我第一次去丰镇时，已渐成日暮途穷。我的父亲马作霖，山西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某铁路财务管理处任股长。虽贵为富家子弟，他年幼就多病，夺去祖父的全部宠爱，即便工作后闲暇时常常在祖父身边帮忙经营“天宝昌湿面铺”，直到1947年因心脏病去世。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天宝昌湿面铺”，也在解放后1950年卖掉，折合现在500元人民币。所谓“湿面铺”，就是经营研磨白面、莜面，同时兼加工炸麻花、做月饼，磨香油、榨油等。当年我到丰镇后，固执的祖父执意让我学习打算盘、管理账目，熟悉店面经营，只为能成他店铺最佳继承人。为不负祖父心愿，我专心细致跟随祖父学一切本事，不出三个月熟悉了店面上下的一切事务，账务整理的井井有条，颇得他老人家满意。
可是，我唯一的心愿是要继续上学、上医专学医，很厌恶这种商铺的事、厌恶经商。因而，1943年，偷偷从内蒙古丰镇跑到太原，在同学的建议下，考取全日制公费“行政人员训练所日语班”成为正式学员，并有一定奖学金；最终于1945年顺利考取“桐旭医专”。至此脱离了家族商业思想的束缚，开始自力更生，为自己的理想而作。
桐旭医专，是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国立山西大学医学院、山西医学院的前身，是山西省创建较早的一所高等医学院校。1919年8月，山西医学传习所在太原成立，1931年改名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1947年9月成立附属医院（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对于我，考取医专成为一名医学生，当时很高兴，但更开心的是我的母亲周苗联。她为了我的志向一直陪我在太原求学，饱经霜雪。缘何至此？我的弃商学医使祖父恼羞成怒与我脱离关系，以致母亲与我经常身无分文，她只好帮人洗衣、做针线活（她是小脚老太太，担心自己做饭不利落，从不揽这活），为我贴补食用。苦尽甘来，考取桐旭医专，也让母亲得到一丝安慰。
从小生长的环境，祖父家教就安详恭敬，母亲更是嘉言懿行，所以入读医专后我不敢丝毫懒惰，再有医专老师们辛勤耕耘终于使我等学有所成、踌躇满志。记得当时上学期间最严格的是何泽涌老师，可怎一个“严”字了得！同学们时时刻刻绷紧的弦是怎样在何老师天天、周周的考试、测验、提问中不要让他恼怒、不至于让他失望，一定取得好成绩。日日刻苦学习满脑子都是拉丁语、希腊语、专业概念、医学知识；周周何老师坚持200个拉丁词/周测试，从未爽约，几乎不给我们任何喘息的时间。日积月累，经过几年的钝学累功和何老师的宽严有度，我们全班同学的英语水平、医学专业知识都获得佳绩，毕业后在各个医院、岗位上都能有所作为。回头谢恩师，何老师脸上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桃李芬芳、后继有人”才是他唯一的心愿。何泽涌老师，一日为师您终身为父，且父爱如山！
1948年3月我赴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进行生产实习，并有很大收获，因为对放射学印象最深、兴趣最大，于是1949年4月回到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留院任教后，我主动要求开展放射科创建工作，至此，开启了为医学、为放射学科奉献一生的医生旅程。
中年历经坎坷初心不改
科室的创建对于一名年轻医生来说何等艰难，当时山西所有医院都没有放射科，一般医院多是在理疗科有1~2台X线机，并由内、外科有经验的医师来承担阅片、诊断的职责，所以当时创建放射科没有更丰富的经验可借鉴。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建院初期，没有独立放射科，医院理疗科在开展理疗工作的同时，协助内科医师做胸部透视和常规放射拍片，开展临床检查诊断工作。
1950年，山西医学院余国器院长目睹山西医疗及医院的状况，高瞻远瞩采用择优选派山西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部分医师去北京培训的策略。作为其中之一，我有幸被派往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放射科进修。那时的我满怀对医学的如饥似渴和对放射学科的浓厚兴趣，在北京进修期间废寝忘食刻苦努力，只想学习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的临床知识，掌握一定的临床经验，竭力为山西放射科事业的起步、发展发奋努力。
与此同时，余国器院长深谋远虑，又从北京各大医院请调一大批内、外、妇、儿的优秀专家来山西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开展、主持各个临床科室的工作，山西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逐渐走向正规，真正实现了“医院有专家看病、课堂有教师授课”的目标。
回首往事，余国器院长当时的视野广度和认识深度，以及所具有的敢为天下先的远见与胆识令人钦佩，感谢他热爱山西医学院、热爱医学卫生事业，创立了山西医学院卫生系，为华北、西北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卫生专业人才。余国器院长，感谢您；您的工作在昨日，却建设着学校的今天、明天；您的教学在课堂，成就却在祖国四面八方！
光阴荏苒，我顺利、出色的完成了进修工作从北京返并，着手成立放射学科的工作。1952年5月，山西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理疗科更名为放射科，由我主持建科初期科室的一切工作，并有幸成为山西省第一位放射学专职医师。随后放射科逐步发展壮大，并分出诊断学组和技术学组。诊断学组主要承担签发诊断报告、各项造影检查和教学工作；技术学组则是承担投照、暗室冲印、合片、机器保养和维修等工作，科室各项工作在全科医师、技师等风雨同舟、同心协力下进行的风生水起、有声有色。那时，科室人员都是一职多能，并鲜有假期，而且放射工作环境基本都是“裸”：没有隔离、没有铅墙，唯一的防护就是重重的铅衣，放射科每位工作人员都出现过或多或少的白细胞低下，但人人都尽其所能为临床一线服务、为患者着想，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此时此刻，医院多个科室相继开始每年开设山西省各级基层医院医师培训班，学期长则2年，短则1~3个月，为山西省各个地区、各县级医院的多数重点科室都培训过学员、医师和专家。放射科也于1951年开始开设放射学培训班，先后为山西省五个专区培养多名放射科的专科医师，用现在的时髦话语说就是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力量，带动了山西省放射学科的发展，并提高了山西省各级医疗技术水平。放射科进修医师培训班进行的同时，教研室于1952年开始，承担山西医学院相关临床医学的放射学教学任务，理论课50学时/年，实习课28学时/年。医院临床、教学各项工作的起步与发展，以及对基层医院医师的培养和扶持，使得山医二院在太原、在山西，乃至全国逐渐有了良好的口碑和杰出的声誉。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广、被清洗人员多，持续时间长，连我也没能逃过成为肃清对象之一的命运。而我被遭到无端怀疑的缘由是，1948年我在北京临床实习期间接触过被认为是国民党军医兼特务的嫌疑人员，臆断我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所以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我被迫当成重点挨整对象，受到“撤销”讲师职务的处分，并隔离审查一年半。
数年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势异常浩大的文化大革命暴发，红的海洋瞬间席卷了全国。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这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在落幕之后，被称为“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不期而然，在这场十年动乱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人被批斗，业务职称被撤销；多半昔日的亲朋、好友与我反目成仇、划清界线；家被抄了，收藏繁密的珍贵照片、唱片，以及字画、邮票等都被悉数抄去。不经意间已是家徒四壁、别无长物；虽波澜四起，我心如止水，“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然则，天无绝人之路，非常感恩我的岳父骆志平、岳母吴之淑及我的妻子骆秀坤的弟弟妹妹们在万难之时给予我们的充分关爱和帮助。家住天津，岳父、岳母及弟弟妹妹，虽家庭出身“资本家”，因无政治历史问题在这场浩劫中没受到任何打击；又与太原相隔甚远，未因我的问题受到牵连，因此我的一个孩子自幼就待天津由姥姥、姥爷贴心照看，无忧无虑快乐长大。
此时此刻，我的母亲和知书达理的妻子及大儿子，为躲避这场折磨、为平安起见悄悄躲在忻州老家。如此，全家人都避开了不必要的劫难，容我一人独当一面，面对滚滚而来的折磨、迫害，虽劫难临头，仍能直面人生。医学业务暂时无法继续钻研，只好闲暇之余，偷偷尝试业余爱好——修表。找到在并以修表为生的同乡温欣喜师傅，恳求跟他学修表手艺。温师傅满口答应并手把手传授技艺，不出一个月我就出师独立操作多数技术活，如，给手表、钟表擦洗油腻、调整快慢节奏、换发条，等等，当时医院里不嫌弃我“牛鬼蛇神”身份的同事都会时不时拿着手表、闹钟来让我鼓捣、修理，虽是义务劳动和业余爱好，却也是另一番的艺术人生！有了修表手艺的学习、成功，兴趣爱好一发不可收拾，借助放射学的基本理论知识—电学、光学，我又师从山西无线电厂工作的朋友开始学习无线电，鼓捣组装黑白电视，一则是满足对无线电的好奇心，二则是当时一贫如洗，买不起电视。
说干就干，显像管买现成的，自己动手缠整流器稳压器线圈、焊接电子管、测试电路，反复多次终于动手组装成了一台黑白电视机，1975年，我在所住医院宿舍院里大放电视。后来国家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里渐渐都有了彩色电视机，当初组装的那台古董黑白电视机也被舍弃。抚今忆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段被迫接受批判教育、劳动改造经历对我则是一生最佳的好运，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和动手能力而且为日后的介入放射学实验、操作顺利开展、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越发增强了我的意志力和耐力，以至晚年在与幽门部中期胃癌的抗争中也轻松逾越了这道鸿沟。虽当时迫于无奈搞些与医学、与放射科医师无关的小爱好，但临床业务被荒废、医者核心理想被削弱，那份焦急常常萦绕在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境况虽不及陈子昂描述此番博大，遭遇雷同实属巧合。
1976年，我国改革开放，确立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各行各业都在蒸蒸日上，医学行业更是开启了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春天模式。1978年，我被聘为山西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踌躇满志之余，更期盼我的历史遗留问题能早日解决以正清白，我要尽快投入到医疗改革的大潮中去锤炼才智、充实学识。
机缘巧遇！山医二院骨科马景昆教授外出讲座途中（1980年），在火车上偶遇当初和我一起在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实习的段同学，闲谈中提到我前几年的无端迫害和隔离审查的经历。惊愕之余，段同学立即写出书面材料以证明我的清白，并寄至山西医学院，组织上很重视。很快我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验明真身并“平反”，至此我这段不明不白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的曲折历史画上了一个有结论的句号。“无病之身，不知其乐也，病生始知无病之乐；无事之家，不知其福敢，事至始知无事之福”，冤案昭雪，我顿觉身轻如燕，希冀可以在医学世界的天空中幸福地自由滑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尤其是“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政策，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在这样大环境的带动和影响下，山西医学院和山医大二院领导集体紧紧跟随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学校、医院的整体实力，推进医院改革重点。首先是抱着取经的策略，让医院的技术人员走出国门取长补短。1982~1984年，我和医院多名医师先后数次被学院和医院派往日本东京、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悉尼等地参观、学习、交流，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水平，更看到了差距。回国后，经放射学教研室各级医师集体讨论、交流和学习后，确立了首先开展“介入放射学”的方向，并着力探索开展临床试验科学研究。
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一词由MARGULIS于1967年首次提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是在医学影像设备的引导下，以影像诊断学和临床诊断学为基础，结合临床治疗学原理，利用导管、导丝等器材对各种疾病进行诊断及治疗的一系列技术。即：在影像医学（X线、超声、CT、MRI）的引导下，通过经皮穿刺途径或通过人体原有孔道，将特制的导管或器械插至病变部位进行诊断性造影和治疗的学科。介入放射学八十年代传入我国，并迅速发展起来。国内最早开展并报道介入放射学成果的有上海中山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北京宣武医院、阜外医院，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等，不仅填补了我国在介入放射学方面的空白，更开创了诸多历史先河，对此，我深为他们获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迫在眉睫的压力和声势浩大的改革大潮驱使着我，1980年伊始，带领放射科孟祥文、贾志强、李芮中、李志刚、王彭等医师和硕士研究生，开始“选择性肝肾动脉造影及介入性放射学应用”等临床研究科研课题。此话不假，万事开头难！当时，国内开展介入放射学研究分享的经验很少，省内更无人知晓。借助外文文献的指导，和国外参观学习获得的知识，我和研究生们开始在实验动物犬上预实验，股动脉穿刺、插管、实验，失败；再来，总结经验、分析失败原因，查找、阅读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文献；如此反复无数次，天道酬勤、金石为开，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股动脉穿刺肝肾动脉造影及介入治疗动物实验成功了。
随后介入治疗技术逐步完善、提高，并取得一定成果，分别开展了选择性动脉插管灌注抗癌药物：对恶性肿瘤的治疗；经导管动脉栓塞术：肾癌栓塞治疗；血管腔内成形术：冠脉狭窄等治疗。其中，经导管动脉灌注抗癌药物治疗肝癌、贲门癌、盆腔肿瘤（包括卵巢癌、宫颈癌、直肠癌）、骨肉瘤等几乎所有部位的恶性肿瘤进行药物灌注治疗，取得一定成果：1983年，“介入性放射学在肝肾动脉造影中的应用”获山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1983年，荣立“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二等功；1987年，开展“脾动脉栓塞的实验研究”；1988年，开展“大剂量双途径支气管动脉灌注治疗肺癌”等多项临床试验研究。
北京医科大学放射科专家对此评价说：“大剂量，双途径支气管动脉灌注治疗肺癌，具有很大的运用推广价值,可显著提高肺癌治疗的效果，在国内开创了肺癌治疗的新途径，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诸多成绩逐步奠定了山医大二院放射科介入放射学组在山西省的地位以及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使多年来的辅助科室放射学科，逐渐发展成临床重点学科之一。
诚然，介入放射学最大的受益者是诸多重病患者，如，肾动脉狭窄肾性高血压患者、肝癌晚期无法手术治疗患者、肺癌晚期无法手术治疗患者、冠状动脉狭窄患者等。酒香不怕巷子深，患者分别从省内、省外纷至沓来，在山医大二院放射科接受介入治疗后，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时间，而这一切都是山医大二院的荣誉，是放射科集体力量的结晶，集中体现了医院领导、科室学科带头人，以及众多老师、学生和病人无私付出汇成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
盛誉之下倍感压力，医院介入放射学的技术、理论迫切需要继续提高，才能顺应发展，达国际先进水平。
1993年，我受邀参加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一届亚太地区“介入性放射学”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确立了山西省介入放射学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巩固所具有的介入放射学技术水平，更从中学到国际一流的心血管、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精准介入学新技术、新理论，随后借此开展多次省内、国内介入放射学术交流会，促进国内、省内介入放射学技术和理论的提高，使介入放射学渐渐渗透进医院临床的各个学科，并获得惊人效果。
1992年，我即将从临床一线岗位退休，心有戚戚，念放射科工作任重道远。但，当时年青有为的孟祥文主任作为山医大二院放射学的学科带头人，建立了优秀的人才梯队培养制度和学科持续发展规划，使放射学科人才辈出、介入放射学组后继有人；各级医师恪守职业操守，造福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患者、医治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病人；多层次科研成果助力放射学科进一步发展。从当初放射科科室的创建、随后的发展、到现在的辉煌，一路走来，都是忘不掉的一幕一幕，见证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学科发展、壮大、昌盛的每一个历程，我感到由衷地欣慰。
我，此生无憾！有言道，“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毋容置疑，当年的鸿鹄之志，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