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故去已经27年了。感谢山医二院在百年院庆时，找到了我们兄妹，希望能够为“百年回眸栏目”撰写作为山西皮肤性病专业奠基人的父亲的文章。迟迟无法下笔是因为不愿意进入对父亲追忆引起的内心滴泪状态，尤其在自己作为皮肤科医生走过了35年的从医之路以后，回头再看生前父亲对共产党追求的执着，对山西皮肤科专业发展呕心沥血的奉献，对患者掏心掏肺亲人样的关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为学者，孜孜以求，报效人民
父亲毕业于抗战时期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很多学校因战乱关闭、迁移，属于人才空窗期，所以为数不多的医学人才更显珍贵。也是在文化革命后期，父亲的大学同学一次聚会，我旁听才得知父亲是当年学生中的大班长，像现在学生会干部一样做了许多热心为同学服务的组织工作。毕业当年北大医院只留了两位学生做助教，一位是余国器叔叔，在妇产科；另一位是父亲，在皮肤性病科。看当年父亲在北大医院皮肤科时的照片（照片一：后排左一年轻男士）也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我难以理解的是：1950年通晓四种外文的父亲从生活科研条件一流的北大医院来到位于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山西医学院工作时作何感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代年轻人无疑会认为他们“太傻”，但是当年确有这样一批人是从大城市往山西来了，此时同班同学包淑和、马景昆已先期到达。我真的深为余国器叔叔和何穆伯伯的人格魅力而折服，能在那个年代为山西医学界吸引来大城市奇缺的医学人才。为了留住父亲，1954年省委组织部专门去北京协调、动员母亲调来山西，从此父亲和我们一家扎根在了山西。上世纪90年代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全国主任委员的北京协和医院陈锡唐教授应邀来山西讲学时和我讲到：“是你爸爸不愿意回北京，当年他掩护过的那些北京地下党员们都成了国家部委的领导，调回北京有什么难的，他是对山西真有感情啊”！
为师者，循循善诱，以身作则
小时候，多少个夜晚，一觉醒来总是看见一边是父亲在编写教材、撰写论文，一边是母亲在批改作文、伏案工作。父亲是一个做事就要力争做到最好的、责任心很强的专业奠基人。从50年代来到山西，作为教研室主任父亲除了给医疗、卫生系本科学生编教材、讲课、带实习外，还用将近四十年时间积极组建山西医学院皮肤性病专业。从我儿时在家看到的、听到的王泽民、杨增华、郭再唐医生应该算是父亲最早的学生了；1958年医学院由旧校搬至新校，成立了山医一院，郭再唐、叶培明医生调去组建一院皮肤科；50年代末期二院皮肤科先后有林雪青、郭润身、付万年医生加盟；60年代初有马骏驰、李克强医生等新人加入（照片二：70年代二院皮肤科部分医护人员），此时的山医二院皮肤科已达到与国内一线城市大医院皮肤科的医生人数、患者门诊量媲美的水平。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父亲已经前瞻性地开始根据年轻医生特长分别为皮肤病理、真菌、皮肤外科等亚专业定向培养人才，这在当时，人才与实验室的规模上已居全国省级医院前列。
1986年父亲作为中国皮肤科专家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日本皮肤科年会（照片三：第一排左二为父亲），结识了不少日本同行，父亲与横滨大学同行达成了送山西医生去日本进修皮肤病专业的意向。与现在的出国热潮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作为也是皮肤科医生的女儿，我也曾希望能有留学的机会，但是作为山西省皮科学会主任委员的父亲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考虑的是山医二院皮肤科的发展，还是选送了马骏驰医生赴日进修。这是父亲生前为山西皮肤科专业人才培养做的最大和最后的努力了。
父亲作为山西医学会皮肤科分会的奠基人、首任主任委员，一直致力于为山西基层培养皮肤科医生的工作。当时的信息来源十分有限，父亲通过坚持每月一次举办全省疑难病例会诊，以提高基层医生的诊断水平，时至今日一些地市级医院资深皮肤科医生还常提及那时的学术活动给予他们的终身受益；不断地在全省各地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学习班，在为他们授课、办班的同时，结合全国大型群防群治任务，亲自带领学习班师生走基层、入乡村、下矿井、进学校，在实践中培养基层医生的临床工作能力。那时的山医二院皮肤科是全省基层医生进修的首选目标，他们至今仍不会忘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曾经的辉煌。
那个年代专业书籍、专业期刊品种屈指可数，作为山西医学奠基人这代的教授，不具备现在“专著等身，SCI论文满天飞”的条件，但是他们所做的是经济匮乏年代人民健康的基石工程。如果太行吕梁有知，应该记得父亲50年代为消灭性病、60年代为消灭麻风，70年代为消灭头癣，80年代为消灭疥疮、防治煤矿井下工人的足癣，足迹走遍了山西的南北西东（照片四：1983年在全国性病疥疮、防治座谈会合影，第一排居中为父亲）。
为医者，以德化仁，殚精竭虑
父亲曾经和我们兄妹多次说道，无论是临床专业教授，还是临床科室主任，在患者面前你只是一名医生，是医生就要实实在在的给患者解决问题；而作为一个学者，如果穷极一生能够在某一个疾病的治疗或者发病机制研究上有一点独到见解，也就很欣慰了。父亲47年皮肤科医生生涯中在银屑病中药治疗临床研究方面、在白癜风外用药组合应用方面、在玫瑰痤疮系统治疗方面、在硬斑病、脱发等疾病治疗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十年前曾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会长的北大一院朱学骏教授来山西讲学与时任山西皮科学会主委谈起，父亲当时领导的山西皮肤科专业在全国排位是很靠前的。
作为一个临床专业的教授，面对50、60年代专科用药品种匮乏，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局面，父亲绞尽脑汁积极研制开发皮肤专科药物。记得小时候父亲教研室（现在“医校”门楼左边第一间）后边的花园里养着蜂箱，父亲会带着草帽面纱去采集蜂蜜蜂胶，也曾用大铁锅去熬制黑豆油、焦馏油类，此后脂溢酊、消银片、白癜风擦剂等都是父亲开发研制造福于患者的成果。直到现在有些老患者还在怀念父亲那些独特的自制药呢。
建国初期的医生承担的社会工作比现在更繁重，父亲50年代曾经作为专家兼职的院工会主席南下江西参加土地改革（照片五：劳模李顺达旁右一就是50年代的父亲）；60年代更是时常带队赴农村医疗救治，也就是在一次赴晋东南沁源县下乡时罹患大叶性肺炎，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基层医疗水平所限、抗生素匮乏，几致生命垂危，还是省里领导得知后派车接回父亲，父亲的命是保住了，但代价是右侧肺萎陷，只留下了左侧肺工作，也正因此当晚年肺心病感染左侧肺时，右肺早已没有代偿功能而早逝了。其实父亲年轻时身体极好，上大学时暑期住在颐和园龙王庙的蓬莱岛上，每天游泳从龙王庙到佛香阁一个来回，那可是几千米的距离啊！
父亲是名医生，他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对医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病人满腔热忱、一视同仁，在我们家里既可见到省市领导、将军，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的是来自农村的贫困患者。那时候普遍生活不富裕，父亲总是体恤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为他们尽量省钱，对于农村来的患者，父亲甚至会告诉他们附近哪家旅店更便宜、哪家饭馆最实惠……至于垫付回家路费，给病人添钱买药更是常事。还好那时路费、药费真的不算贵。而我们家三室一厅的住房除了父母卧室外，兄弟一间男宿舍，姐妹一间女宿舍，经常会根据患者性别而腾出一张床位提供给相对长期来治病的外地患者。有来自彩云之南的银屑病患者，有来自湖南的玫瑰痤疮患者，也有来自省内各地的脱发患者、局限性红斑狼疮患者……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作为工会先进工作者在晋祠疗养，和同事们走在街上，皮肤科医生职业的眼睛扫到路边站着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满脸破溃、流脓、疤痕，责任心、爱心使得父亲不由自主上前询问，并和家长说明孩子患的是结核性狼疮，需立刻治疗。看着一贫如洗的家，父亲没有说澳门金沙城中心赌场的，一个月的疗养期间父亲数次上门为孩子送口服、外用药，观察病情变化。一时在晋祠镇上传为佳话，说这可怜的孩子遇上神仙了才捡了一条命。如今这孩子已成了70多岁的姥爷，外孙子女双全。几十年来每逢年节，他都会携妻女来家看望；父亲去世多年了，看望母亲是他不会忘记的一件大事。
文化革命，父亲尽管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并不影响他对患者的关爱。那是一个夏日的门诊，来了一对安泽农村父女，女孩额头上一道明亮刀砍似的红斑纵行直通头顶，父女俩为治此病花尽了家中积蓄，已经跑了国内好多大医院，遍求中西医，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看着女孩毁容性的损害，父亲诚恳地对家长说：“你若相信我，就把孩子留下，我会还你一个健康的孩子”。于是我们家多了一个孩子，直到硬斑病痊愈，才被其父接回家。如今女孩已经成了奶奶、姥姥，总是对周围人讲太原有她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记得父亲去世后，女孩和其父闻讯赶来，面对父亲的遗像，高大壮硕的汉子拉着女儿倒头就跪，涕泗横流，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我们作为外地人，似这样的山西亲戚越来越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就是患者心目中的父亲。
为人者，天行健，吾辈当自强不息
77年恢复高考，在心仪的的华中工学院无线电专业落选的情况下，我被山西医学院补录了。尽管不情不愿地读了几年医学，最后还是选择了儿童皮肤病专业。直到自己独立面对患者开始，感受到能给别人帮助的快乐，我逐渐深爱上了这个职业和专业。
作为父亲的女儿，作为父亲为之奋斗一生事业的继承者，我在35年的皮肤科医生职业生涯中，已经发表中文论文60余篇，SCI论文6篇，并主持了多项省级科研课题；在担任临床科室主任期间，带领的科室科研学术跻身同专业全国前五位，2014年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授牌我带领的团队为全国特应性皮炎研究中心之一；并兼职多届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儿童皮肤病学组副组长、顾问，中国医师协会儿童皮肤病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儿童皮肤病专业学组顾问，山西医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山西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山西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副主任委员、顾问。
如今我已进入退休医生队伍，回想自己成长的历程，每一步都在父亲无形的鞭策中。每当面对苦苦等待一周甚至更长时间而挂不到号的患者，脑海中总会浮现父亲为患者加班加点的影像，我会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加号；每当遇到慢性难治性疾病的患者，我会记起我们家中曾住过的那些贫困患者，一定会询问其经济承受能力，为他们选择最适宜的方法；每当医院下乡义诊时，总会挤时间报名参加，仿佛又看到父亲带领医疗队，走在乡间小路、走在井下巷道中……为了了解太原市0-7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流行病状况，我带着年轻医生和学生们在一个又一个社区预防接种站，一所又一所幼儿园为孩子们检查、治疗，在国内率先开办了特应性皮炎之家健康教育活动……三年前也曾被“好大夫在线”评选为婴儿湿疹单病种患者好评全国前十位专家中的第三名……每年清明在父亲的墓前，我都会向父亲默述我的成长、家里的情况。
也许山西现在的很多皮肤科医生甚至不知道曾经有父亲这样一位倾其一生为他们奠基铺路的前辈，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2014年春天，时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建中教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中国皮肤科学史》定稿时没有看到父亲的个人资料，讲到中国皮肤科近现代人物怎么能少了山西的老刘教授呢，要求尽快提供资料付印。当看到出版的《中国皮肤科学史》中父亲的页面时，我百感交集。山西是欠发达省份，如果没有父亲，在中国皮肤科近现代人物群中山西将是空白。201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华皮肤性病学术年会上，日中医学协会理事长小川秀兴教授在中日皮肤科交流历史回顾专题中多次提到父亲的名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父亲终身奋斗的赤诚之心自有回报，广大患者学生没有忘记他；国内外的同窗同行没有忘记他；至今依然心里想着他，念着他，记挂着他。这就是老百姓的口碑，这就是人民的纪念！
追忆家严，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言传身教，更是潜移默化；怀念慈父，留给我们的也不仅是音容笑貌，更是大医精神；要我们去继往传承，要我们发扬光大，做人生的健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