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延津县，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是全国最穷的地方，1961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河南省开始压缩城市人口。我的父亲是河南省新乡市钢铁厂的老工人，工厂响应国家政策动员家属下乡，我们家姐弟六人，十二岁的我年龄最长，仅母亲一人带着我们下乡，生活肯定会非常困难，父亲向厂里递交了三次申请才被批准一起下乡，就这样，我的父母带着支援农业的光荣证、户口本和六个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落户在山西省沁县南部一个八户人家的小山庄。

虽然住在穷乡僻壤，吃的是糠菜杂粮，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坚持度过了困难时期。为帮父母多挣工分，能让弟弟妹妹有学上，我成了挣着半劳力工分的小农民，早早学会了掂茬、撒籽、间苗、修堰、帮楼等技术活。三年后，县教育局在待贤乡办起了农业中学，虽说是半农半读，但终是让已辍学3年的我圆了上中学的梦想！通过学习，我走进了知识的海洋。本想当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在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可当时的山区缺医少药，我母亲重病缠身，求医无门，两个小妹和唯一的弟弟都因病误治而夭亡。面对亲人的生离死别，我无能为力，逐渐酝酿出一个大胆的梦想：我要当医生！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更有了学习的动力，借来的中医书籍，伴我度过了煤油灯下一个个午夜时光。1965年，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沁县卫生局办起了“六二六”卫校， 招收了60多个南部山区的医学生，我有幸也成为其中一员，背负着生产大队的希望接受医学教育和培养。卫校设在故县镇医院里，慈祥的老院长张留锁兼任我们的校长。当时的镇医院虽小，但有很多知名医学院校的高材生聚集在此，可谓人才济济、藏龙卧虎。高质量的教学让我们快速成长起来，中西医理论日渐丰富，实习和实践让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临床。

学习期间遇到的两件事，让我立志将学医方向定为妇产科专业。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正高兴地送一位平安生产的产妇出院，转身发现一个大爷蹲在墙角哭的无比伤心。我们围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沁县有一陋习，只让生产后的产妇喝没有几粒米的稀米汤，要连喝一个月，说是“不守规矩定会吃坏，喝米汤会越喝越健康”。大爷的老伴儿去世的早，他既当爹又当娘，女儿生产后他生怕吃坏，严格盯着女儿不让她吃干粮。眼看满月已近，已饿的皮包骨的女儿实在难以忍受，趁着老爹没注意，偷吃了一肚子干粮，结果因肠胃不堪重负，死于胃扩张。大爷在医院，亲眼目睹出院的产妇和孩子都白白胖胖，十分健康，想到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导致女儿过早身亡，十分自责，才忍不住痛哭起来。第二件事是一个寒冬里，医院产房送来一位41岁的高龄产妇，在家已经难产两天了，难产的原因，是因为屡次产后只喝米汤，缺乏营养，导致严重的骨软化症骨盆，而在怀孕期间，又因猛吃导致胎儿较大，增加了头盆不称的病况。一家人辗转到了医院，不幸的是，产妇和胎儿都没有活过来，面对这样的结局，白发苍苍的婆婆老泪纵横，老实木讷的丈夫一脸迷茫，这悲惨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房，从此，我立志要当一名妇产科医生，用一双手托起两条生命的重量！

卫校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努力把医药送到老百姓的炕头上，翻山越岭练出了铁脚板，满腔热忱化作了医者仁心。后来，我还有机会得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的接力培养，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医疗技术，更坚定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尽管我的医术还很有限，但沁县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褒奖，我所在的贾家沟医疗所多次成为交流经验的现场，我还到省城的湖滨会堂参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面对人民群众的厚爱，我的内心却十分不安，我觉得当地产科质量还没有质的飞跃，新法接生也没有完全普及。妇产专业是个神秘的领域，不易接近还实践性最强，是维护自己已有的荣誉，在掌声中维持现状？还是努力成为一名妇产专业的专家，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我彷徨之际，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们为我提供了正确的导航——去上学！学知识才会增力量！有了丰厚的知识，才会有理想的远方！

求学之路并不顺畅，当地卫生系统不愿意放我走，我的朋友们，回乡知青赵春花、北京知青缪力姐姐等，把我的想法直接汇报给了县委书记贾东奎。在贾书记的帮助下，1972年初，我幸运的被山西省的最高医学殿堂——山西医学院录取。就要离开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贾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沁县人民的培养要永远牢记！”两年后，贾书记病逝，但他的嘱托，我一辈子都牢记心上。在校期间，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为医院十年来第一次分配来的大学生。半个世纪过去了，刻在我骨子里的依然是当年作为赤脚医生的愿望，我踏遍了全省偏远的山区，两次援外在非洲工作五年，获得受援国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退休十多年，我也始终没有离岗，全力培养青年医生，获得省卫健委“最美老干部”荣誉称号。青春岁月的花蕾，在半个世纪里尽情的绽放，我始终心怀感恩之心，这些都源自于人民对我的培养！

（校对：王晔华 高志国）

（编审：王 红）